七、陶璜三定交州

好大喜功的孙皓不能容忍晋国把势力伸入交趾，威胁吴国的战略后方。吴建衡元年（269年），孙皓又命监军虞汜、威南将军大都督薛珝、苍梧太守陶璜从荆州，监军李勖、督军徐存从建安海道，先至合浦会合，然后进攻交趾。

虞汜为虞翻之子，薛珝为薛综之子，两人都是出自儒学世家，擅长内政外交，军事则非其所长。所以荆州这一路军，实际的指挥官是陶璜。不过，虞汜为监军，薛珝为大都督，他们虽不精通军事，但仍有很大的话语权，所以这一路军的指挥系统，难免有些混乱。陶璜与杨稷战于分水，果然因诸将各行其是，陶璜大败，手下两名大将阵亡。

这时薛珝打算甩锅，他指责陶璜：

“若自表讨贼，而丧二帅，其责安在？”

意思是这次出战是陶璜自己申请的，战败的责任要由陶璜来承担。

陶璜不是逆来顺受的冤大头，他不甘示弱地辩解道：

“下官不得行意，诸军不相顺，故致败耳。”

意思是他没有完全的指挥权，没法指挥调度诸军，要担责也不该是他来担。

东吴名将：陶璜

被下属当面顶撞，薛珝当然很不高兴，差点就下令撤军了。幸好陶璜突出奇计，以数百兵渡海突袭九真太守董元，掠得一批宝物，用船运回来献给薛珝。薛珝感到倍儿有面子，这才笑逐颜开，不再提撤军之事，并上表推荐陶璜为交州刺史。

吴军的另外一路就没有这么好运了。监军李勖、督军徐存从建安海道前往合浦，大概是遇到风浪，进军不太顺利。李勖也是个善于甩锅的主儿，他杀了负责导航的将领冯斐，决定撤军。

李勖擅自撤军，闯下大祸。殿中列将何定向孙皓上奏：

“少府李勖枉杀冯斐，擅撤军退还。”

这个何定，类似于孙权时期的吕壹，是佞幸出身，专以告密构陷为能事，充当孙皓打击朝臣、维护专制的工具人。本来，李勖撤军系事出有因，论罪应不至死。但何定曾为儿子求娶李勖之女，而李勖看不起何定的出身，拒绝了这门亲事，因此得罪了何定。这时，何定抓住了李勖的把柄，在上奏李勖撤军一事时添油加醋、罗织罪名，拼命把李勖往死里整。

果然，何定的上奏惹得孙皓大怒，下令“诛（李）勖及徐存，并其家属，仍焚勖尸”。可怜徐存，本来没他什么事的，也被连累着一起被杀害了。

出师未捷，先杀主帅，这对交趾征伐军的士气影响很大，陶璜等人一时无力发动攻势，战局陷入胶着。

但陶璜不愧为一代名将，足智多谋。他见军事上讨不到便宜，改而采取策反的办法削弱敌军。

吴凤凰二年（273年），陶璜通过游说、贿赂等手段，策反了扶严贼帅梁奇。扶严是交趾郡的一处地名（今越南太原省太原市一带），为骆越族人聚居之地，所谓“贼帅”，当是指骆越豪族首领（梁氏至今为壮族大姓）。

梁奇归降陶璜后，亲率一万人加入吴军，吴军军势大振。更重要的是，梁奇的归降，表明交趾蛮夷已经倒向吴国，不支持晋国势力进入交趾，杨稷等人失去当地蛮夷的支持，在交趾的地位也就岌岌可危了。

紧接着，陶璜又策反了杨稷部下的将领解象。解象还有个哥哥解系，是杨稷部下级别更高、战力更强的勇将。陶璜为了招徕解系，让解象写密信劝降解系，并和解象一起乘着刺史专用的高大辂车，在军营中巡行，一路鼓吹欢呼，好不威风。杨稷一看这架势，连解象都有这种待遇，解系迟早也会顶不住诱惑，干脆一不做二不休，把解系杀了。

事实证明，杨稷杀掉解系，是一大失策。这不仅自毁长城，失去一大战力，而且令军中将士兔死狐悲，无不心寒。

凤凰二年（273年）七月，陶璜了解到交趾城中人心涣散，不失时机地向杨稷劝降。在此之前，由于当地蛮夷纷纷归附，陶璜手下兵力已达十万之众，完成了对交趾城的四面合围。小小交趾城哪里顶得住十万大军四面进攻，而且，交趾城中的军粮已经耗尽，杨稷再怎么能打，也无力翻盘了。

但是，杨稷要想投降，还面临一个法律问题。

当初，南中监军霍弋派杨稷等人前来交趾，约定：

“若贼围城未百日而降者，家属诛；若过百日救兵不至，吾受其罪。”

原来，杨稷等人进兵交趾，家属还留在南中，相当于人质，如果杨稷等人在交趾被围困，要坚守百日，没等到救兵来，方可投降，如果没有守满百日以待救兵，就要杀掉家属。

早在一年多之前，陶璜就开始进攻交趾了，但十万大军对交趾城完成合围的时间不长，尚未满百日，因此还不符合杨稷和霍弋约定的投降条件。只是，杨稷军粮已尽，守也守不住了，只能向陶璜乞降。

陶璜很仁义，他知道如果此时接受杨稷的投降，那杨稷他们留在南中的家属必死无疑，所以他拒绝了杨稷的投降，并送军粮进入城中，让他们守满百日后再降。实际上，陶璜早已得到情报，南中监军霍弋在不久前病故，现在南中蛮夷叛乱频发，不可能派援兵到交趾来了。

事情正如陶璜所料，百日之后，南中并无一兵一卒来到，杨稷等人也就顺理成章地开城投降。投降之后，杨稷发病而死，毛炅因曾杀害刘俊、修则，被斩首，当年跟随杨稷前来的孟干、李松、爨能等诸将，都归降了东吴。

晋国这一次以南中监军霍弋为战略支撑，派兵经营交趾的行动，看似无关大局，但实质上是篡位立国不久的司马氏对东吴的一次军事试探。要是试探成功，那么晋对吴将形成北、西、南三面合围的态势，战略优势进一步加强，甚至有可能提前发动灭吴之战。只是由于试探失败，表明东吴尚有相当的实力，不可遽败，以致司马氏不得不放弃在短期内灭吴的打算，改为长远谋划。

八、郭马之乱

陶璜平定交趾之乱，挫败了晋国在东吴后方开辟根据地的战略企图，巩固了孙皓的统治。孙皓其实是个有一定能力的君主，他即位后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，来巩固自身的权力和地位，他在历史上留下的“残暴不仁”的恶名，不过是他防范和打击权臣、维护皇权专制的一个侧面罢了。

孙皓：随时准备刀人

出兵平定交州，也是孙皓巩固统治的措施之一。平定交州后，孙皓又开始在行政区划上玩花样，主要措施是新设广州，以及从苍梧、郁林、交趾等郡分出若干县，设立新郡。设立新的州郡，可以削弱原有州郡的实力，防范地方势力过大进而威胁皇权，同时，新设的州郡可以安排孙皓信得过的人担任刺史、太守，笼络一批人心。

新设广州，早在吕岱任交州刺史时就提出过了。但在当时，这是为了削弱士氏家族势力的一种策略，在士氏家族被灭以后，这一策略就失去了意义，因而并未付诸实施。

到了孙皓时期，由于交州动乱频发，有必要加强郡县之间的相互监督与制衡，为此需要分设更多的郡县。

新设的广州，包括原来交州所辖的南海、苍梧、郁林三郡，同时，从南海郡分出高凉郡（治高凉县，今广东阳春县）、高兴郡（治广化县，今广东阳江市）、始兴郡（治曲江县，今广东韶关市），从苍梧郡分出临贺郡（治临贺县，今广西贺州市八步区），从郁林郡分出桂林郡（治潭中县，今广西柳州市区），并从荆州零陵郡分出始安郡（治始安县，今广西桂林市区），划归广州。

广州分出后，交州就只剩下原有的交趾、合浦、九真、日南四郡，实力大大削弱。这大概是东吴政权鉴于吕兴之乱，采取的压制交州的策略之一吧。同时，从交趾郡分出武平郡（治武定县，今越南太原省太原市一带）、新兴郡（治麋泠县，今越南永富省安朗县一带）。分出武平郡应是为了酬赏归附的梁奇等扶严夷首领，分出新兴郡就很明显是要削弱交趾郡的实力了。

通过新设广州以及武平、桂林等郡，使岭南地区的州郡碎片化、弱小化，一郡生乱，就会遭到周边各郡的讨伐，从而实现势力均衡，保持地区稳定。孙皓自以为得计，岭南地区应该高枕无忧了。

交广两州分立，始于三国吴

可是，孙皓万万没想到，问题恰恰出在新设的州郡里。

凤凰三年（274年），东吴从郁林郡分出潭中、武丰、粟平、羊平、龙刚、夹阳、武城、军腾八县，设立桂林郡，治潭中县。“桂林”之名自古有之，秦始皇平定岭南后，设立桂林郡，治布山县，后改为郁林郡。如今孙皓再设桂林郡，乃是旧瓶装新酒，用了“桂林”这个名儿，地方却不在原来的桂林，当然也不是现在的桂林（现在的桂林那时叫始安郡），而是现在的柳州。

东吴新设桂林郡后，太守是谁，因为史书无载，不得而知。

但《三国志·吴书·三嗣主传》载，

天纪三年（279年），“（修）允转桂林太守”。

由此可知，在天纪三年（279年），桂林太守一职出缺，合浦太守修允调任桂林。修允为大都督修则之子，曾随陶璜南征交趾，颇有战功，封为合浦太守，由这样一位与交州有缘的官员出任桂林太守，本是合适人选。可惜此时修允身体不太好，正在番禺就医。接到任命后，他让手下的部曲督郭马先领五百兵至桂林，以稳定状况。但郭马尚未出发，修允就病死了。

修允的突然死去，引起了郭马的恐慌。

郭马慌什么呢？这就要说到具有东吴特色的私兵制度了。

原来，自秦汉以来，有势力的大家族总会有一定数量的家奴，称为“部曲”，他们和家主之间有较强的人身依附关系。孙策在平定江东的过程中，进一步强化了这种部曲制度，并且允许部下将领将各自的部曲按照军队的管理方式组织起来，成为专属于将领个人的“私兵”，这些“私兵”可以继承，在将领死后，“私兵”由其嗣子继续统领，因此也称“世袭领兵”制。

这样做的好处，一是有助于增强将领和士兵的感情联系，保持忠诚度和战斗力，二是“私兵”由将领自己想办法供养，不用国家财政负担，可以节省大笔开支。

同时，“私兵”制度的弊端也很明显，那就是不利于君主掌控军队，不利于君主专制。在东吴孙氏创业之初，为了激励将领效力，孙策、孙权对“私兵”制度的弊端还是能够容忍的，但在政权巩固后，“私兵”制度就越发引起孙氏君主的警惕，逐渐削弱甚至废除“私兵”制度。到了孙皓时期，能够拥有“私兵”以及“世袭领兵”只是极少数官职极高、战功显赫的高级将领的特权，一般人不允许“世袭领兵”了。

修允这个太守级别的将领，说起来官职也很高了，但仍不能“世袭领兵”，所以修允死后，他的部曲私兵要被编入其他将领的军队中。郭马和他的同袍自修则时期就在一起共事，历经两代主公，感情很深，他们不想被政府强行解散分离，遂密谋起兵反抗。

修允死时，郭马还在南海，尚未出发前往桂林。正好这时孙皓命人在广州清查户口，闹得人心惶惶，郭马与部曲将何典、王族、吴述、殷兴等商议，决定利用这个机会煽动南海军民造反。

孙皓清查户口，为什么导致人心惶惶呢？那是因为，在唐朝实行两税法之前，收的是人头税，一些农民交不起税（或不愿服兵役、徭役），只能逃亡至异乡，称为“逋户”或“逃户”。这些逃亡的“逋户”“逃户”，往往投靠有势力的世家大族，由他们帮助隐瞒户口，从而达到逃税的目的。“逋户”“逃户”造成国家税收大量流失，历来是国家立法和司法打击的重点，但凡是比较强势的政权，都多多少少会采取一些清查户口、防止瞒报漏报的措施，以增加税收，增强实力。

不过，话又说回来，当时“逋户”“逃户”是普遍的社会现象，有着深刻的社会原因，要解决这个问题，必须注意方式方法，从原因着手，减轻老百姓的负担，否则，一味的严打重罚，效果只会适得其反。

以孙皓残暴不仁的做派，他在广州清查户口，大概就是不注意方式方法、一味用强的那种，因此既得罪了当地的世家大族，又让交不起税的“逋户”怨声载道。郭马等人正是利用了此时广州士绅和农民对孙皓极度不满的情绪，以手中的五百兵马为基础，同时煽动各处军队和民众共同起兵造反。

郭马之乱，约在天纪三年（279年）八月左右。叛乱来势甚大，郭马等人一举攻杀广州都督虞授，又杀南海太守刘略，驱逐广州刺史徐旗。郭马自号都督交广二州诸军事、安南将军，封殷兴为广州刺史，吴述为南海太守，命何典攻苍梧，王族攻始兴。

东吴执金吾滕修，刚被孙皓拜为三公之一的司空，尚未举行“拜”（任命）的仪式，又转为镇南将军、假节、领广州牧，率万人征讨郭马。之所以用滕修为将，是因为滕修曾经当过广州刺史，在岭南有一定威望。但可惜的是，滕修虽善于治理蛮夷，但领兵作战却非其所长。滕修以万兵进至始兴，正好碰上王族在攻打始兴，滕修与王族交战，竟不能胜，被阻挡在始兴城外。

孙皓见滕修不能取胜，又遣徐陵督陶濬（陶璜之弟）率七千人南征广州，又命交州牧陶璜率所领交趾、合浦、郁林诸郡兵，两兄弟从东西两面夹击郭马。

陶濬：陶璜之弟，但才能与哥哥相差甚远

徐陵即京口（今江苏镇江市），是拱卫建业的要地。陶濬镇守徐陵，所率当是吴军精锐，故而孙皓并未第一时间出动这支精锐，直到滕修进兵受阻，孙皓才动用这支精锐。

孙皓忙着调兵遣将南征广州的时候，北方的中原大地正在发生一件天崩地裂的大事。

天纪三年（晋咸宁五年，279年）十一月，晋武帝司马炎下诏出兵二十余万大举伐吴，以太尉贾充为大都督，镇军将军、琅邪王司马伷出涂中，安东将军王浑出江西，建威将军王戎出武昌，平南将军胡奋出夏口，镇南大将军杜预出江陵，龙骧将军王濬、广武将军唐彬率巴蜀兵浮江而下。六路大军水陆并进，浩浩荡荡，大有一举扫平东吴之势。

晋军大举伐吴

晋军大举伐吴，打乱了孙皓南征广州的计划。陶濬所率精兵，行至武昌，听闻晋军来伐，一时手足无措，不知所向，在武昌滞留了一个多月，才决定掉头赶回建业。陶濬这一来一回，就错过了与晋军先锋决战的机会。

原来，在陶濬赶回建业之前。孙皓已派丞相张悌、副军师诸葛靓等率兵三万渡江迎击王浑。张悌的三万大军中，有丹杨太守沈莹指挥的丹杨锐卒“青巾兵”。丹杨兵自古以来就是闻名天下的精兵，汉末大乱时，朝廷和各大割据势力都曾派人至丹阳征兵。沈莹的这支“青巾兵”，可以说是东吴最后的王牌部队。但是，两军在版桥一战，结果却是吴军大败，张悌战死。

版桥之战，对吴军士气的打击是毁灭性的。因为这一战的结果表明东吴最精锐的军队也不是晋军的对手，再加上孙皓多年的暴政，丧尽人心，有才有能的文武将官已被屠戮殆尽，所剩多为庸碌之人，虽有吾彦、陶璜之流尚可一战，但却偏居一隅，难以影响全局。版桥之战过后，吴军已经全无战意，士气濒临崩溃，再也没有与晋军决战的能力了。

天纪四年（280年），陶濬才磨磨蹭蹭地回到建业。此时的建业，早已人心惶惶，东吴政权如同风中之烛，崩塌在即。但陶濬刚从外边回来，似乎没有察觉到异常。

在陶濬觐见孙皓，孙皓问起晋军水军情况时，陶濬还大言不惭，称：

“蜀船皆小，今得二万兵，乘大船战，自足击之。”

孙皓一向喜欢吹牛，他听了陶濬吹的大牛，非常高兴，授陶濬节钺，令其集合两万人的军队，反击晋军。

然而，现实是残酷的，已经没有人愿意为孙皓卖命了。那勉强集合起来的两万人，一夜之间就逃跑得干干净净，只剩下陶濬这个光杆司令在风中凌乱。

此时，司马伷、王浑、王濬的大军都已经逼近建业。孙皓终于不得不面对现实，派人奉书请降。至此，立国八十六年的东吴政权遂告灭亡。

王浑

南征广州的镇南将军、广州牧滕修，在始兴郡得知晋军来伐，立即退兵回援。但是已来不及了。滕修走到巴丘，孙皓就投降了。晋武帝诏以滕修为安南将军，广州牧、持节、都督广州军事如故，事已至此，滕修也不再折腾，乖乖地降了西晋，继续当他的广州牧。

南征广州的大军中还有交州牧陶璜。孙皓投降时，陶璜还在攻打广州。孙皓手书一封，命陶璜之子陶融送至陶璜手上，陶璜览书流涕数日，也无可奈何，只能投降归晋，遣使送印绶诣洛阳。晋武帝下诏复其本职，也就是继续当交州牧，只是改其前将军为冠军将军，加封宛陵侯。

至于叛将郭马，史书却没有记载其结局如何，大概是同样归降西晋了吧。

郭马之乱发生在东吴天纪三年（279年）八月左右，三个月后西晋就大举伐吴，郭马之乱成功地牵制了陶璜、陶濬、滕修等三支部队，使其无法投入长江防线，客观上使得王浑、王濬等突破东吴长江防线变得更加容易。

假如没有郭马之乱，张悌在渡江迎击王浑时能将陶濬、滕修的部队纳入麾下，那么其兵力将达到五万，与王浑大体相当，那样或多或少会对战局产生一些影响，至少东吴不会灭亡那么快。

这样一来，就不禁令人怀疑，郭马之乱究竟是一次偶然的事件，还是西晋王朝有意策划的大战略？

晋武帝司马炎

在郭马之乱前，东吴还发生了一件看起来不算什么大事的事件。话说当年霍弋为经营交趾，派杨稷为交趾太守，率毛炅、董元、孟干、孟通、李松、王业、爨能等一批将领前往交趾赴任，陶璜平定交趾时，董元战死，杨稷病死，毛炅被斩，其余孟干、李松、爨能等投降了东吴。孟干被迫降吴，心里很不服气，他辗转逃亡入晋，至洛阳向晋武帝进陈伐吴之计，晋武帝赞赏其计，厚加赏赐，命其为日南太守。

关于伐吴之计，羊祜、杜预、张华等武将谋臣已经和晋武帝反复论证过不知多少次了，蛮夷出身的边鄙将领孟干有什么妙计，能够让晋武帝大加赞赏呢？结合孟干在交州领兵作战的经历以及他对交州情况的了解，他向晋武帝进陈的伐吴之计，很可能就是在岭南交州地区制造动乱，牵制东吴的兵力，使伐吴大军更容易突破长江防线，攻至建业。

所以，晋军伐吴的时机，好巧不巧，正好在滕修、陶濬等人南下的时候，这或许是出自孟干的策划，亦未可知呢。

三国时期的两广风云，在诡异的郭马之乱中画下了句号。进入西晋时期，岭南地区的治理基本沿袭东吴模式，甚至连两州州牧的人选都没换，广州牧仍是滕修，交州牧仍是陶璜，交广两州分离的行政区划因此日益巩固下来。郡县的设置也更加细致，一些沿袭至今的地名开始成型，影响可谓深远。

（全文完）